廉政故事每日播报一：
千里稻香 不朽丰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聂新鑫
让中国人端上饭碗、端牢饭碗，解决亿万人民的口粮问题，使中华民族得以繁盛兴旺，奋斗一生的袁隆平，值得中国人民永远怀念。
5月22日，91岁的“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长沙与世长辞。华夏大地，飘香的稻穗凝结着袁隆平的汗水与心血，广袤的稻田为袁隆平矗立起光辉的丰碑。
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袁隆平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功绩永载史册，他身上所具有的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以及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激励着后人继续前行。
袁隆平有志气，学生时代就立下学农的志向。手植一穗稻，自此无饥馑。他童年曾受过民族屈辱和苦难，困难时期亲眼见过群众饱受饥饿折磨，他说：“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我要为让中国人吃饱饭而奋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袁隆平矢志不渝、百折不挠，扎根在稻田间，毕生致力于这个千百年来中国人心中最朴素的愿望。如今，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已成为现实，中国人牢牢端稳中国碗，中国碗里装满中国粮。
袁隆平有骨气，不仅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也为中国人赢得荣誉和尊严。美国、日本等国，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投入大笔资金、设备，研究杂交水稻的培育，多年未见成果。袁隆平坚信“外国人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一定就不能成功。”经过长期努力，袁隆平终于打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突破口，让粮食亩产量开始发生质的飞跃。面对美国经济学家“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他带领科研团队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无怨无悔、顽强拼搏，接连攻破水稻超高产育种难题，超级稻亩产目标一次次刷新世界纪录，又一次次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军。
袁隆平有底气，他尊重自然，相信科学，敢于创新、坚持实践，大胆地想，勇敢地试，把论文写在稻田里。除了已经实现的高产、更高产的杂交稻“禾下乘凉梦”，袁隆平的第二个梦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让杂交稻为世界的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现在，杂交水稻已经推广种植和引进试种到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种植面积达800万公顷。从家国情怀到天下大同，袁隆平曾说，全世界有一亿六千万公顷的稻田，如果其中有一半稻田是杂交稻，每公顷增产两吨算，可以增产一亿六千万吨粮食，可以多养四到五亿人。
袁隆平一辈子赤子之心不改，始终是一位“稻田守望者”。他淡泊名利，朴实无华，获得了各种证书和奖章，但却没有被荣誉堆得高高在上，而始终坚持在一线做科研。他从没有想过要过奢华的生活，对物质享受看得很淡，生活简简单单。他说自己还是“90后”，始终都还在努力使梦想成真，勉励青年追求真理，提醒年轻人谨记“丰年不忘饥苦，富岁当思节约”，养成爱惜粮食、厉行节约的良好习惯。
热情生活，热爱实践；勇于创新，甘耐寂寞；坚持不懈，执着追求；挑战自我，永不满足；团结协作，乐观豁达……袁隆平为人们带来了粮食的丰足，也带来了精神的力量，他那直率的言语、和蔼的笑容，让人们总是觉得他“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人生最后的时间里，袁隆平依然还在一线关注科研创新，入院后仍在时时刻刻关心他的稻子长得好不好。带着梦的“种子”，袁隆平化作“夜空里最亮的星”，将粮食的种子、创新与奋斗的“种子”留给了后来人。
千里稻香，不朽丰碑。今日神州，风吹稻菽千重浪，正是对追梦人的最好告慰。长沙街头，许多市民在雨中自发为袁隆平送最后一程，大江南北，无数群众以各种方式追悼缅怀，道一声“袁老一路走好”。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会永远把他记在心中。
廉政故事每日播报二：
领袖追悼的战士——张思德的故事
来源：人民政协报 发布时间：2021年5月17日
他一生只留下两张照片。三过草地，三次负伤，当过班长又当兵。毛泽东主席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亲笔写了挽词，并发表了不朽的演说《为人民服务》。
这位被领袖追悼的普通战士是谁？这位鼓舞大众，为人民的利益而忘我工作的战士，有怎样的普通而又不普通的人生？一位普通战士，没有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伟业，何以得到党的高度赞扬，成为亿万军民学习的楷模？这位战士所代表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作为共和国大厦的精神基础，将如何永远传承呢……
三军列阵，阅兵首长一声问候，官兵齐声回答：“为人民服务！”提到这句口号，就要提到一个普通的战士。这位小名叫“谷娃子”的穷苦孩子，自改名张思德之日，就参加了红军，并在战斗中成为战斗英雄。他严于律己，在各项工作中抢在前头，于是引出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张思德为什么 “抢吃”野萝卜？
沙场秋点兵，共和国大阅兵。天安门前三军列阵，阅兵首长一声亲切问候：“同志们，辛苦了！”官兵们齐声回答：“为人民服务！”在天安门西侧的中南海，镌刻在新华门照壁上的“为人民服务”成了党和人民政府显著的标记。
有人会问“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是哪年提出的呢？说到为人民服务，就要提到一个普通的战士。他就是张思德。
张思德，1915年1月19日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家乡在四川仪陇。四川仪陇曾出过两位名人，一位是红军之父朱德总司令，另一位就是普通战士张思德。张思德从小就过继给了叔父叔母，当时的小名叫“谷娃子”。这个“谷娃子”11岁时才读了几个月的书。苦难的生活，磨砺出他坚韧的性格。
1933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发动了营渠战役，解放了仪陇县。在六合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17岁的谷娃子第一个跑上台要求诉苦。在登记发言时，是一位红军干部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张思德”。这个新名字，标志着他的新生活的开始。
1933年10月，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向红四方面军发动“六路围攻”。这时，张思德参加了红军，被编入长胜县独立团。入伍第3天，张思德便参加了战斗。在战斗中，张思德用一支步枪干掉了敌人的机枪手，首战立功。在随后的关口梁战斗中，张思德参加尖刀班，冒着弹雨枪林，和战友搭人梯，攀上寨顶，炸开寨门，为部队打开了通路。接着，他又带领6个战友，扼守一个山包，粉碎了敌军两个排的多次进攻。
1935年3月，张思德同红四方面军长征。一路上他机智勇敢，曾只身泅渡嘉陵江，巧夺大船，为大军开路；在川西茂洲地区的战斗中，他创造了一人缴获两挺机枪的战绩。在长征路上，为了战胜无情的饥饿，走出草地，完成北上抗日的神圣任务，党组织发出了“尝百草”的庄严号召。
在茫茫的草地上，野草遍地，毒草丛生。要尝出一种能吃的野草是很不容易的，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轻者中毒，重者可能死亡。那时候，张思德还没有入党，但他处处严格按着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尝百草”的活动中，他总是抢在前头。见到一种草，他总是首先尝一尝，找到一种能吃的草，他就马上去告诉兄弟单位。
有一回，部队来到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一个小战士来到水塘旁，忽然高兴地叫起来：“这有野萝卜！野萝卜！”随后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张思德见状，一把夺过来，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感到又甜又涩。不一会儿，张思德便感到有些头昏脑涨，全身无力。又过了一会儿，他感到肚子一阵绞痛，随后吐出一股股清水。他急忙对身边的战友说：“这草有毒，快，快告诉……”没等把话说完，张思德就栽倒了，失去了知觉。
张思德同志在尝百草活动中，就是这样把生的希望让给同志们，把牺牲的危险留给自己。
张思德视革命任务为生命，多次完成重要任务。他曾赤脚按时把密件送到了目的地。当了7年班长，又改当战士，从容淡泊中袒露出一个普通士兵那灵魂的高尚。在他短暂的人生中，最爱唱一首歌，这是他的理想。那有人要问——
张思德最爱唱的是哪首歌？
1936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张思德到荣誉军人学校学习、休养。1937年10月，张思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春，张思德被调到云阳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警卫连一排三班任班长。这年7月，张思德奉命到西安将一批重要物资押运回延安。他领导全班同志，战胜了沿途土匪的破坏和当地国民党政府的捣乱，克服了山道陡峭、大雨泥泞等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了上级的嘉奖。1939年夏，警卫连护送荣校、一一五师留守处向边区境内转移。在土桥等地遇到国民党军的百般刁难。张思德走在前面，向他们宣传我党的统战政策，戳穿了敌人妄图强逼我方首开第一枪的阴谋。
1940年春，张思德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工作中，他做到了迅速、准确、保密、安全。一天傍晚，张思德刚执行任务回来，还没有休息，又接到要他把一封敌情通报送到王家坪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室的通知。50里路还未走出一半，倾盆大雨袭来。张思德急中生智，把信件夹在两鞋之间，赤着脚按时把密件送到了目的地。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仪陇县参加革命的红军战士，总共牺牲了四五千人，幸存者中当团长当旅长的都有，张思德最高只当到班长，但他从不计较职务高低。1942年10月，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卫团，领导决定张思德由班长改为战士，张思德愉快地服从了。
当了7年班长，又改当战士，张思德从容淡泊。在不声不响中袒露出一个普通士兵那灵魂的高尚——纯净而不肤浅，憨厚连着忠实。
张思德自入党之日起，最爱唱的一首歌就是“荣校之歌”，也就是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之歌。歌词是这样写的——
为了革命，为了人民，
虽然负了伤，从不畏惧，也不悲伤，
流血牺牲也是光荣。
我们听党召唤，
我们心向太阳，
养好病，治好伤，
学好文化，习好本领，
再上战场，再上战场！
这样的理想，张思德一生未改。
张思德利用行军间隙，总是用马刀割马蔺草带在身上。他割这些草干什么用呢？八路军开始了大生产运动，张思德率一个班到延安南面的土黄沟。他要在这里完成什么任务呢？——
张思德的两大绝技是啥？
中国电影集团在2006年9月推出影片《张思德》，这部电影震撼了北京及全国各地的观众。其编剧刘恒说，他想象中的张思德，神色非常宁静，但是做事情特别快，干活有灵气。
确实如此。张思德身怀两大绝技：编草鞋是一绝，烧木炭也是一绝。
张思德编草鞋的功夫，是众口相传的。在红军时期，他用自己攒的布条和麻绳编草鞋。后来他用马刀割马蔺草带在身上。在宿营时，他就用马蔺草编草鞋。后来很多人从张思德那里学会了用马蔺草打草鞋，保障了部队的行军。
1938年隆冬，毛泽东发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口号，以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八路军开始了大生产运动。1940年7月，张思德率一个班到延安南面的土黄沟烧炭，3个月顺利完成烧炭3万斤的任务。
张思德当时是烧炭班的班长和技术指导。从建窑、伐木到出炭、包装、背运等七八道工序，他都一一指挥。烧炭必须注意火候，为了烧好炭，他吃住都在窑边，晚上也要爬上窑顶几次。一般百姓烧一窑炭要用10天，张思德他们只用7天，为了抢时间，常常是木炭还没完全冷却，张思德就冒着高温，用破布包手，钻进狭小的炭窑里捡炭了。
1944年，中央准备于次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代表们和当时参加整风运动的同志准备防寒烤火用炭。张思德再次承担了烧炭的重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张思德他们就烧了5万多斤上好的木炭。
9月，天气转凉了，烧炭队的同志多数都返回延安，仅有张思德等少数几人留守炭场。张思德为了再多烧些木炭，9月4日这天，他一个人砍伐有几围粗的一棵大树。但不想，树倒后正好压在炭窑上，碰坏了烟囱。第二天他早早起来修补，顶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干到中午，就在他最后加固炭窑正打算装窑时，忽然炭窑崩塌，他被深深地埋在窑内……时年29岁。
张思德从1933年10月参加红军，到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塞县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在他的革命生涯里，只留下了两张照片和一种不计得失、造福他人的精神。
在这两张照片中，有一张张思德正伏在炭窑口，把一抱又一抱刚烧好的木炭往外送。这也正是他一生勤奋工作、无私奉献的缩影。
一位是革命领袖，一位是普通士兵，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张思德调到内卫班，开始为领袖站岗。身为“枣园哨兵”的张思德，为了让毛主席休息好，他又想了哪些办法？毛泽东听到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后，作了哪三点指示呢？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主席做了那篇传扬天下的演讲。当时
——是谁速记了《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与张思德，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普通战士。他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呢？这缘于一次“巧遇”。那是在1941年初，张思德一行3人，路上看见毛主席的小汽车正陷进冰窟窿里，张思德他们就帮忙推车。可是车子后轮只在冰上空转，张思德立即跳进冰水中，两手抱起大石头，对准车轮前的冰坨子猛砸，又喊战友们搬一些小石头垫在车轮下。最终车子发动了，车轮从冰窟窿中滚了出来。毛主席这次认识了张思德，并把他的名字记在本子上，夸赞他说:“小同志，你是路见不平，舍身相助哩!”
1943年初，延安兴建八路军大礼堂，张思德也在工地上劳动。有一天上大梁时，忽然房架晃动，眼看要发生危险，张思德手疾眼快，迅速爬到上面，固定好大梁，化险为夷，保护了民工和战友们的安全。但张思德却因用力过猛，从架子上摔了下来。这天恰逢毛泽东、朱德来工地视察，发现此事后，快速赶了过来。毛泽东一看是张思德便说了一声：“老朋友，是你呀！张思德同志！”随后指示以最快的速度请医生来，并高声说：“绝不能有一分一秒的耽误！”
1943年4月，张思德调到内卫班，开始为毛主席站岗。中央书记处搬到枣园办公后，内卫班的警卫战士也就有了“枣园哨兵”的美誉。
张思德每天都把毛泽东窑洞前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把常走的土路上的坑坑洼洼垫平。毛泽东有个习惯，写文章时彻夜不眠，天亮后才睡觉。张思德早早起床，悄悄地把毛主席窑洞附近的鸡鸭和牲畜赶得远远的，用小石块把在附近树上啼叫的鸟儿撵走，好让毛主席能多睡一会儿。
毛主席外出开会时，一般是坐那辆宋庆龄赠送的救护车，车身宽大，能坐10个卫士。在车尾有专供卫士站立的踏板，以防背后有人偷袭。这个踏板通常都是张思德的，冬天他也站在后边，耳朵都冻坏了。毛主席说天冷，你进车里吧，他不肯。让他把棉帽耳朵放下来遮风，但他为了听周围的动静，也不肯。
张思德牺牲后，毛主席心情很沉痛，生气地对前来报告的队长古远兴说，打仗死人没办法，搞生产死人不应该。毛主席随即吩咐了三点：那一带狼多，晚上要派人站岗，尸体不能被狼吃了；尽快把尸体挖出来，洗干净，买一口棺材；开追悼会，我要讲话。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那是谁用手一点点地从塌窑中将张思德扒出来的呢？
当时和张思德一起烧炭的是金洪奎和武根虎。张思德被压在窑洞后，武根虎先用锄头、斧头和十字镐连扒带刨，最后用手一点点地将张思德从塌窑里扒了出来。
1944年9月8日下午一点多钟，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举行了“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
毛主席亲自将花圈放在张思德遗像正下方，挽联上写着：“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追悼会由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吴烈主持。奏完《国际歌》、向烈士致哀后，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张廷祯致悼词，对张思德同志的生平及主要事迹进行了介绍，张廷祯主任致完悼词后，毛主席走上讲台，打着手势，开始了他那篇著名的讲演。他没有讲稿，他要讲的话早已酝酿在心，他一开口就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毛主席还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张思德的战友宫韫书回忆说：当时一位炊事员听了毛主席的演讲，回到单位一口气挑了几十担水，有人问他为啥有这么大劲儿，他说：“张思德也是一名战士，他烧炭是为人民服务，他牺牲后，毛主席都给他致悼词。我挑水也是为人民服务，也是有功的，为啥不好好干呢？”还有一位不太安心工作的干部，参加了张思德的追悼会回来后，就订了一个争当劳模的计划。
毛泽东这篇著名的演讲，高度评价张思德同志的革命精神，并响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勤政为民的光辉思想。毛泽东的这篇演讲，很快传遍了延安，传遍了边区和各个解放区。
讲到这，有人又会问，在当时是谁记录了毛主席的这篇演说呢？
当时，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速记室主任张树德同志做了符号速记，之后与其他听演讲的文秘人员对文稿进行整理后，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在文章的上方一挥而就，写上了“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这篇文章随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
在中国武装力量的队列中，至今仍有着这样的标准性的口号：“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本文作者闫树军 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后勤学院）
廉政故事每日播报三：
云南华坪县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让教育之光照亮贫困山区
来源：人民网 发布时间：2021年2月22日
乍暖还寒，山路迢迢。2月6日到16日间，张桂梅拖着病躯，家访了山区104个学生家庭，这是她连续第十三年的寒假家访。
202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张桂梅本色不变。作为云南华坪县女子高中校长、华坪儿童福利院院长，大年三十，她在福利院陪孩子们度过除夕，还亲手做了炸蘑菇和熘豆腐；大年初一，她认真巡查女子高中校园各个角落……
扎根边疆山区教育四十余载，张桂梅用教育之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照亮了无数人的心。
创举——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
沿着县城边的狮山南巷往坡上走，是张桂梅曾工作过的华坪民族中学，女子高中就在旁边。红黄色调的大铁门上，是“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红布标语。这所看上去不起眼的高中，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女高成立前，华坪县中考升学率还不到50%，2020年达到90%以上，全县高考升学率多年在丽江保持第一；以前农村女孩早婚早育的多，现在读高中的越来越多。
华坪女子高中，就是一所因抵抗贫困而生的学校。
1996年丈夫去世后，张桂梅从大理调到华坪教书，面对傈僳族、彝族、纳西族的学生，大山里的贫困超出了她的想象。有家长带着一包钢镚和角票交学费，有学生只吃饭不吃菜，有的头天晚上把大米放进暖水瓶做早点。班上男生多女生少，“一些女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
张桂梅意识到：提高山区母亲们的教育水平，将至少改变三代人！2002年她开始筹建免费女子高中，“规模化”地帮助山里女孩，改变她们的命运和家庭贫困。
但贫困地区办免费高中，这在许多人眼里简直是异想天开。
可张桂梅不这么想，为了改变这片贫困的土地，她毅然踏上募捐之路。5年间，她被人放狗咬，被吐口水骂是骗子，一次太累还坐在机关大门口睡着了。姐姐心疼，骂她：这是人干的事吗？女子高中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却说：“直面贫困，张老师最懂山里人的渴盼，她是大山的女儿。”
2007年，张桂梅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时，一篇“我有一个梦想”的报道，把她女子高中的梦在北京传开。随后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元，帮助张老师办校。从此，女高这棵教育扶贫的“珍稀苗木”栉风沐雨茁壮成长。
华坪女子高中的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学校建设一直由县教育局负责。女高学生除了自己的生活费，其余全免。张桂梅说，女高不是普通学校，是贫困家庭未来的希望。
2016年，华坪女高建设完成，学校有了食堂、宿舍和塑胶运动场，在校生达460多人。连续多年，华坪女高不仅一本上线率保持在40%多，高考成绩综合排名也位居丽江市第一。建校至今，把1804个大山女孩送进大学。
奇迹——红色教育让“丑小鸭变天鹅”
2008年，首届100名学生招进来了，学校却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华坪女子高中只有一栋教学楼，连围墙和厕所都没有，学生吃饭要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几间教室，是老师们的宿舍，睡的是大通铺。没多久，17名教师就走了9个。
张红琼是女子高中的资深老师，受张桂梅一次演讲感召，2008年建校时她坐17个小时大巴车来投奔张桂梅。张红琼也曾打过退堂鼓，但当她拿着辞职申请忐忑地来到张桂梅办公室门口，看见张桂梅正在吃药，心里实在不忍。她说：“我是自愿来的，是党员，这时候不能一走了之。”
剩下的8个老师中，有6个是共产党员。打小就读《红岩》的张桂梅，一下子找到了精神支点和工作抓手。她让人在教学楼二楼画了一面党旗，举起右手咬牙宣誓：人在，教育扶贫的阵地就在！
十多年来，女高每周“五个一”教育：党员戴党徽上班，重温入党誓词，组织理论学习，合唱革命歌曲，看红色影片。
看看华坪女子高中的“速度和激情”吧。女生们5点半起床，晨起5分钟后洗漱完毕，跑步上下楼梯，课间出操1分钟站好队。从下课铃响起，到跑进食堂排队、打饭再吃完，10分钟内完成。
女高不只有严苛的纪律和领先的升学率。这里的老师，像姐姐哥哥一样关心学生。这里的学生抗压能力强，还特自信。
在北京“时代楷模”发布现场，毕业生们在荧幕上一个一个向她汇报：“我现在是医生，我现在是警察……”张桂梅忍不住举起手掩面而泣：“她们一个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丑小鸭变天鹅了。”
精神——“豁出去一点，怕什么”
2020年12月30日下午，云南省委在昆明举行张桂梅先进事迹报告会。当晚张桂梅就赶回了华坪，11点多到，她下车就去办公室了。
张桂梅身患心脏病、肺气肿等23种疾病，多次送往医院抢救才活过来。她行走困难，上下楼梯都是攥紧扶手，一步步地挪。可是每天早上5点，她都准时起床，第一个出现在校园里，每天至少3次巡校、查课……
张桂梅没有子女，也没有财产，至今和学生一起住在女生宿舍里。她的钱都去哪儿了？30万元的“兴滇人才奖”奖金，一次性捐给华坪县丁王民族小学建教学楼；昆明市总工会专门拨给她治病的2万元钱，最终也捐了。张桂梅把全部奖金、捐款和大部分工资累计100万余元，捐献给了山区孩子们和其他需要的人。
说起为啥想要办学校，张桂梅最初的想法就是报恩。中年丧夫，自己随后又重病缠身，在张桂梅最艰难的时候，是华坪这片热土接纳了她，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张桂梅告诉记者，山里的学生太穷了太苦了，自己想帮帮他们。县政协委员们向她鞠躬、县妇代会上给她捐款治病……回首往事，张桂梅感慨，“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
荣誉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有人说我爱岗敬业，有人说我疯了，有人说我为了荣誉，也有人不理解。一个人浑身有病，为啥还比正常人苦得起？”张桂梅解释说，“我心里始终有一股劲：你豁出命改变她们的命，值！人生老病死都正常，豁出去一点，怕什么？”（记者 徐元锋）
廉政故事每日播报四：
吴梅筠：做学问就应该严谨，这是我们一贯的学风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20年12月25日
吴梅筠，1926年出生于浙江黄岩，曾任原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助教、讲师、教授，法医学及法医物证检验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她长期从事法医学和病理学的教育、科研及检案工作，为中国法医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见到记者，94岁的吴梅筠老人很快打开思绪——治学、科研、爱情……冬日的午后，她斜偎在轮椅上，不疾不徐、娓娓道来……阳光照着她的脸庞，讲到难忘的细节时，她眼睛便会显得格外明亮。
“建设新中国，哪个行业不缺人才？我愿意学这个冷门专业”
“小时候觉得，医生是有知识、受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理想的职业。”1946年，吴梅筠从浙江黄岩县中学考入当时的国立上海医学院，主修外科医学。徜徉书海，她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
1951年，快毕业之际，国家在南京开办法医学培训班，从全国医学院校挑选人才，吴梅筠因为成绩好、能吃苦被选中。吴梅筠想：“建设新中国，哪个行业不缺人才？我愿意学这个冷门专业。”
在培训班，吴梅筠与同班学员吴家（马文）相识相爱。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并携手在科研的道路上走过了近70年的岁月。“我们俩是生活的伴侣，也是事业的合作者。”说起去世不久的丈夫，吴梅筠眼神里饱含着浓浓思念。
毕业后，夫妻俩被分配到四川医学院（原华西医科大学前身）任教，摸爬滚打才刚刚开始。那时候，学校既无法医人才，也没开设法医系，小两口就在内科教研室里摆了一张桌子开展工作。同事们管这两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叫“小梅筠”“小家（马文）”，但他俩却又是当时学校里法医学方面最专业的老师。
“那时候，学生们的听课热情很高，教室里经常挤满了人。”一门法医学公开课，夫妻俩开了30年。1983年，包括四川医学院在内的六所院校开始设立法医学本科专业。为了尽快培养更多师资力量，夫妻俩在学校开设进修班，把他俩购买的书籍全部拿到学校来。那套花了两口子近一个月工资的专业书籍，成为早期十分珍贵的学科资料。又过了3年，法医学系正式挂牌。彼时，他们已是花甲之年。
“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得负起应有的责任，有困难也得克服”
在教学中，吴梅筠发现一个现象：学生们只喜欢上课“听案例”，一说到“出现场”，不少人便会打退堂鼓。“学法医，哪有不跑现场的道理？”在她看来，法医学是一门知行合一的学问。为此，她曾对年轻教师说：“我们一定要出现场，一定要学会分析现场！”
学校对此也十分重视，很快联系到成都市公安局建立合作——当时的成都公安系统，仅有的几名专职法医都是从其他方面过来的，也急需专业人才加入。
“我十分理解大家不愿意去现场的心情。”吴梅筠说，想起自己第一次跑现场，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她这位科班出身的“专家”，指望她能在凌乱不堪的现场找出帮助破案的关键。
“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得负起应有的责任，有困难也得克服。”吴梅筠在心里给自己鼓劲。翻查、搜寻、取证……有了第一次尝试，往后的工作就变得越来越顺畅。遇到晚上办案时，他们就把第二天讲课用的讲义揣在身上，借着车上昏暗的灯光备课。
积极参与案件侦破的同时，吴梅筠也关注着法医技术的前沿进展。上世纪90年代初，国外开始出现基因检测技术，吴梅筠也想尝试，无奈经费不足，思来想去，最后一咬牙：“必须得干！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与时俱进，甚至引领潮流。”
在她的坚持下，她和自己带的博士生设计了一套实验方案，用来做基因比对。缺少实验设备，他们就用破旧的烤箱、孵箱改造代替，模拟实验环境，终于取得成功。
“就是要在讲授教学中，让更多人爱上这门学问”
如今，四川医学院几经更名、并校，现已成为归属四川大学的著名医学院。吴梅筠带出的学生，有许多已经成长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们至今仍深受吴梅筠严谨学风的影响。
吴梅筠的“严”是出了名的。为了给学生讲好每一堂课，吴梅筠和丈夫经常各自提前编好讲义，相互讲给对方听。然后又互相提意见、再修改，直到双方都满意。“做学问就应该严谨，这是我们一贯的学风。法医更要‘严上加严’。”她说。
即便在70多岁高龄时，她依然站着讲完整堂课，丰富的案例引人入胜，整块黑板工工整整写满了板书：“就是要在讲授教学中，让更多人爱上这门学问。”
吴梅筠的学生都知道她的严谨学风：学生5000字的论文，她密密麻麻的批注能写1万字；研究生做出的实验成果，她还要上手再做一遍复核，容不得半点疏忽……
严归严，吴梅筠却深受学生爱戴：逢年过节，她总把学生们叫来家里“改善伙食”；对于家中贫困的学生，她总想着法子帮他们减免学杂费。
如今，94岁的吴梅筠依旧紧跟学科潮流，时不时过问学生们的论文和科研进展。她娴熟地点击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打开邮箱，一封一封的都是学术讨论的往来信件。“科研是一辈子的事。”老人说，自己退休了，但对做学问的热情永远不会“退休”。
坐冷板凳 下苦功夫（记者手记）
“板凳要坐十年冷”，吴梅筠近70年投身法医学，孜孜不倦。有坐冷板凳的耐力与能力，这是科学工作者难能可贵的品质。在一些科学领域发展的早期，总需要先行的科学家奉献自我、扎实进取，保住学科发展的星星之火。
无论哪一门学科，越是冷门，越需要默默无闻的付出和坚定如初的热情。吴梅筠以自己的光和热，为我国法医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并以知行合一的态度，为法医学实际应用打牢根基。像吴梅筠一样埋首于桌边案头，忙碌于专业一线，便一定能把冷板凳坐热，做出有益于学科发展的成就。（张文）
廉政故事每日播报五：
长作雪松护天山
追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原副书记、监委原副主任
加思来提·麻合苏提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时间：2020年12月14日
冬日的新疆寒意袭人，一场大雪让位于乌鲁木齐市水塔山的自治区纪委监委审查调查中心银装素裹。夜幕降临，点点星光和通明灯火相互映照，山上的信号塔也亮起了灯。
往常这个时候，自治区纪委原副书记、监委原副主任加思来提·麻合苏提都会在院子里转一转，如今却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2020年3月26日，加思来提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幸因公殉职，年仅57岁。
赤胆忠魂——战斗到最后一刻，为党的事业燃尽生命之火
加思来提，意为“气魄”。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在反分裂、反腐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加思来提以敢于冲锋的英勇气魄，铲除了一大批隐藏在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和“两面人”。
第十审查调查室二处副处长陈辉清楚记得，有一次他和加思来提到某地州对一起违反反分裂斗争纪律案件开展初核，谈话对象放言恐吓：“你们上有老下有小，不要把事情做绝了，也给自己留点后路！”听到这些话，加思来提镇定自若，严厉驳斥，最终打掉了对方的嚣张气焰。
这样的恐吓威胁对加思来提来说早已稀松平常。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在反分裂、反腐败斗争一线，是分裂分子、腐败分子的“眼中钉”，他却从不畏惧。他常说，“怕得罪人当不了纪检干部，我们的背后是组织和人民，怕什么？”
无惧无畏让斗争意志顽强如铁，而政治上的敏锐和坚定，让加思来提慧眼独具。2018年6月，自治区纪委监委对自治区一名厅级干部进行审查调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专案组就基本查实了该领导干部涉嫌受贿等问题。
当办案人员兴奋地向加思来提汇报战果时，他并未露出喜色：“这到底是纯粹‘收钱办事’的经济问题，还是以此为掩饰另有所谋？一定要看到背后的问题。”
按照加思来提点拨的方向，专案组继续深挖线索，就在案件移送审理前最后一天，专案组终于掌握了该对象从事分裂活动的新线索，挖出了这个隐藏多年的“两面人”。
加思来提生在党校大院，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父母对党的感情深深影响、熏陶着他。自治区监察厅成立之初选人时，加思来提问父母的意见，母亲说，“你是国庆节生的，我就把你交给国家了。”
“我对党和人民有多么热爱，就对分裂分子和腐败分子有多么憎恨！”审查调查中心经常同时开展多个专案，加思来提常常几昼夜连轴转，大家劝他好好休息，他却说：“这些毒瘤隐患一日不清除，就一日不踏实，为了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就算牺牲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值得！”
“加书记把对党的忠诚融进血液里、刻到骨子里。只有真心热爱党和人民，执着追求纪检监察事业，才能有他这样的斗争精神。”第八审查调查室主任闫秉哲说。
尖兵利剑——32年坚守审查调查第一线，带领队伍屡破重大疑难案件
加思来提是自治区纪委监委现任纪检监察干部中，在办案点驻守时间最长、资格最老的人。
毕业于新疆政法干校政法专业的加思来提，从1988年进入纪检监察系统起，32年来坚守在审查调查第一线，带领队伍屡破重大疑难案件，近三年组织查办了百余起大案要案。
2019年，在查办自治区某副厅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中，被调查人态度极其恶劣，多次挑衅办案人员，叫嚣“要把问题带进棺材里”。
面对办案的胶着状态，加思来提一面鼓励大家耐心研判线索，一面亲自与被调查人家属谈话。谈话中，加思来提敏锐捕捉到其家属试图了解出路的意愿后，要求专案组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向其家属。办案人员很快就做通了其家属的工作，使之交代了放置赃款赃物的一个储藏室。
“在搜查中，注意提取指纹和DNA样本。”加思来提继续叮嘱大伙。经多方取证，专案组成功在赃款箱上提取到被调查人DNA样本，查清了其涉嫌贪污、受贿等严重违纪违法事实。这是监察体制改革后，自治区纪委监委成功办理的首例被审查调查人“零口供”案件。
攻破大案要案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高压力、高强度、快节奏。第八审查调查室干部杨华的办公室和加思来提是门对门。她回忆，加书记办公室几乎每天凌晨两三点都还亮着灯，不停地有人跟他谈工作。
“办案点就是他的家。”这样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加思来提坚守了1万多个日夜，这些年几乎没有陪家人过过一个除夕。
年初疫情期间，办案点实行封闭管理。当时加思来提的身体已经出现不适，同事们几次催他去检查，他总是说“等闲了就去”，可他哪有闲的时候？只能靠各种药来缓解症状，药品是他遗物里最多的东西之一。
“我能感觉出那时候加书记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但是他每天还是要看一看案子。”审查调查中心副主任黄晓丽说，只要一讨论案子，他的眼里就又有了光芒。
“现在回想起来，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清楚。他不愿意去，其实是在坚守。”熟悉加思来提的同事们都有同样的感受。3月24日加思来提开完会，回去见了老母亲一面后，到办案点把所有文件处理完，自己才悄悄住到医院，还催着医生快点检查想赶快回去工作，结果却再也没有回来。
“等我退休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睡几觉。”在和同事们谈起退休愿望时，加思来提总是这样说。是的，他太累了……
一心为民——与群众打成片、心连心，巴仁乡老百姓的亲“阿卡”
2020年11月，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和新疆其他9个未脱贫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巴仁乡库木村村民安尼瓦尔·图尔迪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曾经帮助他致富的加思来提，可是加思来提再也听不到了。“‘阿卡’（意为哥哥），你在哪里？”帕米尔高原群山不语，奥依塔克河水流呜咽，他在人民心里，始终在这片土地。
2016年2月，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时任自治区监察厅副厅长的加思来提作为总领队，前往巴仁乡开展“访民情 惠民生 聚民心”驻村工作。当时他的父亲正重病卧床，可是他没对组织和任何人说，打起背包义无反顾奔赴基层一线。
工作近三十年，加思来提极少离开办案点，到基层开展工作，他不但不叫苦，反而觉得很难得：“天天和腐败分子打交道，没有机会和各族老百姓面对面交流，一定要珍惜难得的机会，好好为老百姓服务。”从踏上巴仁乡土地的那一刻起，加思来提又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忙碌。
基层条件的艰苦超出想象。巴仁乡自然条件恶劣、底子薄弱、群众生活困难，驻村之初党群干群关系不密切，有的老百姓对工作队存有顾虑，敬而远之。
加思来提怀着对群众的满腔热情走村入户，想方设法为群众纾困解忧。炕上满是油污的毯子，抬脚就往上一坐；馕边的苍蝇起起落落，掰一块就塞进嘴里；茶碗的油垢层层叠叠，毫不犹豫就喝起来。他常说：“对老百姓挑剔就会和群众拉开距离。你不真心和老百姓交朋友，谁会把你当朋友？”
在加思来提的带动下，工作队的同志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边拉家常、干农活，边向他们宣传党的各项政策，赢得了群众信任。渐渐地，老百姓的家门敞开了，心门也打开了，对加思来提的称呼也从“卡德尔”（意为干部）变成了“阿卡”。
安尼瓦尔·图尔迪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他的“阿卡”加思来提。初次走访时，加思来提发现安尼瓦尔年纪轻轻却不爱劳动，决定帮他先富起来，一有空就去安尼瓦尔家里开导他。
“阿卡，你说我们干点什么能让日子过得更好呢？”慢慢地，安尼瓦尔把加思来提当成了亲人，事事都愿意和他商量。“我早就想好了！”加思来提高兴地说：“周边几个村的村民买菜很不方便，你可以做卖菜的生意。”在加思来提的帮助下，如今安尼瓦尔成了全乡闻名的蔬菜买卖大户，过上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良师益友——用心用情言传身教，大家工作中的好师傅、人生中的引路人
“塔山之塔。”加思来提去世后，黄晓丽发了条朋友圈，配图是水塔山那座信号塔，夜里通明的塔身照得周围一片光明。这就是大家心里的加书记。
经年累月的工作经历，锤炼出加思来提丰富的办案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每当案件进入攻坚阶段，他都会和大家一道讨论分析，手把手地理思路、教方法。
在办案点，加思来提办公室的门很少关上，他告诉大家：“无论多晚，都可以随时敲我的门，我一直都在。”他的房间总是围满了讨论案情的同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位老大哥在，大家心里就很踏实。
“仿佛没有他解决不了的困难，化解不了的难题。”第九审查调查室的王伟说，毫不夸张地讲，全区各级纪委监委办案骨干都受过加思来提手把手的“传帮带”。
第九审查调查室干部法特·祖农是名纪检监察新兵。在一次和审查调查对象谈话时，对方始终处于对抗状态。第二天晨会，灰心丧气的他被加思来提点了名：“法特，你今天眼睛里没有光啊！”法特这才知道，敏锐的加书记早已察觉到了自己的情绪。
再次站在谈话室门前，法特心里仍然没底。加思来提笑着拍拍他的肩膀：“我陪你进去一次，你要认真听和仔细观察。”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办案同志们重树信心，最终顺利拿下了这起重大案件。
“他是一个最无情的人，也是一个最有情的人。”自治区监委委员安峰说。因为常年办案，加思来提在外基本没有朋友，只剩下办案点上的战友。在他眼里，他们不仅是同事，更是他的家人。每一名干部职工的困难，加思来提都清清楚楚：听说干部有家人生病，他想办法让干部回家陪伴；发现理发师疫情封闭期间没有换洗衣服，他立即从自己仅有的几件衣服里挑出新衬衣和裤子送去；觉察有人想家了，安排为他做一顿家常拌面……
“他把谁都考虑到了，唯独没考虑到他自己，他心里装的更多是这份事业和这支队伍。”第九审查调查室副主任墨伟力说，“这么多年来，常年加班加点，家人顾不上，难免有打退堂鼓的时候，但看着加书记那股劲，就又重新点燃了斗志。”
加思来提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大伙都没有忍心关掉他办公室的灯。那盏灯每晚都在亮着，驱赶征程上的疲惫和困惑，有了它大家就有了底，就像加书记还在大伙身边。
加思来提去世前应该有很多遗憾吧！生命是这样短暂，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连睡个好觉的愿望都没实现；曾经引领自己成长的父亲重病却不能尽孝，甚至都没有见上最后一面；年过八旬的母亲期盼着他享受天伦之乐，相濡以沫的妻子需要他的守护陪伴；还有心爱的女儿，春节前就已回家却一直没有见面，再相见时已是天人永隔……
也许他没有遗憾！他的同事和战友们还在为未竟的事业继续战斗，他的女儿也有志加入这支队伍，他用一生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坚守了自己的初心。
他们是天山上傲然挺立的雪松。经受着霜刀风剑，接受着岁月洗礼，生发出彼此紧抱的根系，巍然耸立，守护着这里的土地和人民。
廉政故事每日播报六：
范文澜：承章黄衣钵 扬马列学说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时间：2021年3月25日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
“能文能武的民族英雄”
范文澜是浙江绍兴人，他家离秋瑾主持的大通学堂只有半里路。1907年夏天，14岁的范文澜亲眼见到清朝官兵到大通学堂强盗般抓走秋瑾，心中无比痛恨，埋下追求社会进步思想的种子。
1913年至1917年，范文澜在北大学习，跟随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钻研训诂、考证之学，老师们认为他“颇堪传授‘衣钵’”。1923年以后，范文澜在南开任教职，讲授经、史、文学课程，很受学生欢迎。1925年，他的第一本著作《文心雕龙讲疏》出版，梁启超在序言中称赞其“考据精审”“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后来，他又相继出版了《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成为国学名家。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范文澜受到教育，从此确立革命信仰。他后来回忆说：“‘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五卅’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嗓子叫哑了。”不久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反动当局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范文澜离开天津到了北平。此年秋季起，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及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任教，教学繁忙，最忙时每周授课达30课时以上，后又担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九一八”事变以后，范文澜不顾危难，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他与“教联”“左联”“互救会”有密切联系，其住所实际成为党的地下组织与左派团体秘密活动的场所。在白色恐怖气氛下，范文澜曾两次以共党嫌疑遭反动军阀逮捕（第二次解往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禁4个多月），都幸得蔡元培等北平教授联名营救出狱。因出狱后继续受特务监视，不能再在北平公立大学任教。面对反动派的迫害，他无所畏惧，而把自己的命运与抗日救亡事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36年，范文澜转至开封，在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史系任教授。讲授的课程有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学史、经学、《文心雕龙》等，又同萧一山、嵇文甫、王阑西一起主办《风雨》《经世》杂志，进行抗日动员，产生了广泛影响。次年爆发了“七七事变”，举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而对于范文澜来说，此后的八年也是他学术和人生的关键时期。1937年秋，他与嵇文甫、马致远（即刘子厚）创办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河大学生踊跃报名，学习内容是《中国问题》《游击战术》两门课程。继而由范文澜带领抗训团学生，从开封—许昌—舞阳，一路为抗战宣传、动员做了出色的工作，后又到达信阳一带。全团以纪律严明、团结一致成为河南救亡团体的模范，而范文澜更以其精心严密的组织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得到青年们的爱戴。1939年10月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署名铁夫发自河南游击区的长篇通讯《范文澜先生》，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称誉他是“能文能武的民族英雄”。
范文澜是在革命熔炉中，结合“活”的实践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至此，他完成了由精通国学向唯物史观的转变。这一时期他写有大量时评，用党的抗日方针分析问题，论述深刻、犀利。他正式参加了新四军，并于1939年9月在竹沟镇新四军驻地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恰好在此时，中共中原局决定，范文澜转移到延安。这个信息所传达的，是时代对范文澜的召唤。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丰碑
1939年年底，范文澜从河南确山抗日根据地出发，历经险阻抵达陕北，次年初春到达延安。对于革命圣地，他向往久已，边区所到之处蓬勃向上的景象使他无比激动。延安期盼着他，到达不久即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随后，毛泽东就直接向范文澜“交待了一件任务，要求在短时间内编出一本篇幅约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编写一部中国通史，这在党史上是第一次。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之所以在此时此地发生，并且由范文澜承担，乃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确切具备了以下重要条件才有可能的。一是，全国范围内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至此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一系列正确主张、方针政策，在全国人民之中赢得了崇高的威信，成为全国进步的灯塔。二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理论上已经成熟。其标志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的发表，已分别对抗日战争的战略策略、党的理论基础、纠正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教训等作了深刻的总结，而刚刚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建设民主共和国的步骤描绘出清晰的蓝图。同时，毛泽东又一再论述学习历史、总结经验对于指导当前运动的重要性，据此，以唯物史观指导撰著一部中国通史，对于认清中华民族历史道路和历史前途，就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又十分迫切的工作。三是范文澜具有渊博学识和深厚功底，又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满怀革命热情和责任感，确是担当这一重任最合适的人选。正如周恩来所说，范文澜原先专门研究汉学，以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利用原先的知识来编写中国历史，就达到“运用自如”。
编著工作从1940年8月开始。关于如何写法，范文澜专门请教了毛泽东，毛泽东强调要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开始时曾考虑集体编写，历史研究室七人都参加，由范文澜任总编。但因交出来的稿子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决定让他“索性从头写起”，因此这部书实际上是范文澜个人著成的。中国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显然无法容纳，中央充分尊重学者的意见，最后决定根据需要，“能写多少算多少”。
当时，撰著通史的任务十分繁重，物质条件却极为缺乏，范文澜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发愤写作。荣孟源曾回忆：范文澜一家三口住在一孔窑洞里，“靠窗处用几块木板支了一个大案子，是书桌，也是餐桌。案上有一盏小油灯……黑烟弥漫，火光如豆。范文澜同志就是在这盏油灯下坐着一个木凳子，夜以继日不停地伏案工作”。至1941年5月，只用了十个月时间，上古至五代十国部分（当时作为《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撰成，25万字，进展是如此顺利、迅速！在极差的条件下绽开了这株20世纪中国史学的奇葩，这除了由于范文澜娴熟于传统经史以外，主要还得力于他运用崭新的科学历史观分析问题已达到熟练的程度，以及来到延安以后受到的教育、鼓舞，化成了他的非凡创造力而奔泻于笔端。中国革命进展到今日，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用新的观点作指导，指点江山，评论千古，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讲出自己的系统看法，这一史学丰碑的建造，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必须把这部史著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与延安时期昂扬进取、艰苦奋斗的精神联系起来，才能理解这一巨大成就是如何产生的。1941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时，毛泽东作了很高评价，他认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佟冬《我的历史》）
至1941年年底，范文澜又继续完成了两宋至鸦片战争以前部分，至1943年与上册合起来出版，定名为《中国通史简编》，共56万字。至1951年，在全国各地共刊行了8版，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这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成的通史巨著，客观地再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并代表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提出了大量新鲜的论断；在内容上丰富而多层面（包括叙述政治状况，阶级关系，生产水平，制度沿革，人物活动，民族关系，学术文化等），尤其重视把握和揭示各个时代的特点，善于抓住历史演进中的新因素，新动向；在叙述上，脉络清晰，上下、中外贯通。它的完成，标志着中国通史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1943年，范文澜到中央宣传部工作，继续撰写中国近代史部分，至1945年离开延安时，已撰成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部分，于1946年在延安出版（曾称“上编第一分册”，后来定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本书造端宏大，材料新颖，深刻再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肯地评价了各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体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结合。它的产生，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阶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此书至1955年一共印行了9版，同样受到读者空前热烈的欢迎。
教育影响了千千万万革命者
范文澜的史学成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解放战争时，他任北方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并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持日常工作，与郭沫若一同领导史学界。他不顾工作繁忙，一直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重写，使其内容更加宏富、精彩。至1965年，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完成上古至五代十国部分，分为3编4册出版，合计110万字。这部书先后印行了数百万册。1990年5月，学术界隆重举行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戴逸深情地称颂他“在历史学界崇高的、不朽的地位”，评价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两部著作“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影响了后代的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刘大年说：“至今提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们仍然要首先举出这两部书。这种情形，近乎绝无仅有。”
毛泽东一直对范文澜的史学研究给予充分关注和高度评价，他到外地视察，出行携带的书籍中必有《中国通史简编》。1968年7月，在他们两人都已是75岁高龄时，毛泽东让女儿李讷给范文澜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要他按照自己的观点、体系，把《中国通史简编》写完，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两人有长达30年的友谊，他们既是各自在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又同样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的特色，因此彼此在精神上保持着强烈的共鸣。
（陈其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廉政故事每日播报七：
王荷波：“一勇敢而努力的战士”
来源：解放日报 发布时间：2021年4月25日
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开幕，首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三人组成，主席为王荷波。
作为党内专门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具有多方面背景：在党员数量增加以及当时革命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必须严格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必须严明党纪、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加强纪律监督正当其时。
为充分发挥监察委员会的作用，还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必须经过同级党的委员会同意才能生效，但党的委员会不能取消同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王荷波作为首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百年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之所以能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主要是由于其丰富的工人运动经历、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中共三大、四大上担任领导职务等因素。
工人党员
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882年5月出生于福建福州，1901年到江苏江阴投靠亲戚到鱼雷营当水兵，后到海参崴做劳工，到旅顺枪炮局做工匠，到大连做铁路工人。1916年，王荷波考进英国人开办的浦镇机车厂做生火工人，后升为机匠。
五四运动爆发后，王荷波大量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初步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早期奔波的生活阅历使他深深认识到权利要靠斗争来争取，进而在斗争实践中有意识地锻炼、提升了组织能力与领导才能。
1920年5月，王荷波带领浦镇机车厂全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厂方取消所有罚款条例并增加薪水等。经过艰苦斗争，厂方被迫答应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胜利。
1921年3月，浦镇机车厂中华工会成立，王荷波当选为副会长，后任会长。工余时间，王荷波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会上，先后办起了浴室、夜校与工人合作社等。
王荷波还以列宁关于合作制的论述为依据，创办具有连锁性质的工人合作社，并制定章程与财务管理制度。合作社经营有方，资金进出数量大，王荷波便亲自记账，组建财务监督小组，定期向会员公布账目。工友们对王荷波由衷爱戴，在他40岁生日时送上了一块写有“品重柱石”的匾。
1921年6月，王荷波组织浦镇机车厂工人罢工。之后，他只身进京，面见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经据理力争，当局不得不答应工人们提出的合理要求。
1921年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到浦镇开展工作不幸被捕，经王荷波营救得以出狱。罗章龙向王荷波宣传共产主义，还介绍王荷波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在京期间，王荷波经常与邓中夏等人研讨工运问题，到北京大学亢慕义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1922年6月，王荷波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期领袖
1923年6月，王荷波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中共中央局机关决定由广州迁至上海，派遣王荷波考察选址。经考察，王荷波建议将中央局机关设在闸北三曾里。中央同意后，王荷波以私人名义办理了租房手续。
1923年9月，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回上海。9月10日，王荷波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后兼任中央工委书记，领导铁路、海员和江苏、上海等地的工会工作。
中共三大确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各级党组进行改组。1924年初，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进行改组，王荷波参加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工作。
由于王荷波的出色工作能力，得到时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沈雁冰（茅盾）的高度评价。沈雁冰称，没想到王胡子大哥“有这么大的才气，这么高的德性”。他还在《文学与政治的交错》的文章中，八次提到王荷波的名字。
1924年5月，王荷波与李大钊等人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王荷波与中国代表在大会上严正表明对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立场，得到各国代表的理解。
回国后，王荷波根据学习到的国际经验，在上海组织红色救济会，后改为互济会，其宗旨是为罢工工人和革命遇难者家属谋利益，帮助因罢工失业的工人，为因革命活动而被捕遇难者的家属解决临时困难。王荷波自己从不动用救济会的一分一厘，还告诫妻子要准备为工人阶级革命胜利牺牲一切。
1926年10月，王荷波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海军代表谈判，成功促成马尾海军起义。1927年3月，王荷波到上海参与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负责南市区工作，指挥工人纠察队作战。
首任主席
虽然中共五大才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但中国共产党一向强调纪律。
中共一大指出，党员要遵守党组织的纪律并接受党的监督。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专设“纪律”一章，规定违背党纲章程等六种情形必须开除党籍。
1926年颁布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份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专门文件。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纪律的一系列探索，为成立监察委员会奠定了基础。
由于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高超的领导能力以及既往的革命资历，王荷波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共五大指出，设立监委的目的是“维护党的一致和权威”，重要职责之一是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
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20天后，中共中央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决议，要求开除党籍问题必须由组织部通知监委开会，标志着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开展工作、履行职责。
1927年5月至7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先后处分了包惠僧等党员，给予包惠僧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指导湖北、四川等地省委成立地方监察委员会，地方监察委员会在维护党的纪律以及惩处违法党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决定撤销党内监督专门机构，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中央审查委员会。撤销监察委员会主要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当时的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不宜设立专门的监察委员会，一是因为在共产党未执政的国家无须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二是由于共产党干部力量薄弱，很难建立起有威望的监察委员会。
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党章重设“党的监察机关”一章，才明确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
英烈千古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王荷波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王荷波为九名委员之一。
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王荷波任书记。在很短的时间里，王荷波领导的北方局对下属各省和重点地区党组织予以改组，相继恢复和重建北方地区党组织，筹备发动冀东玉田农民武装暴动。
1927年10月18日，在北京法政大学开会的王荷波被捕。被捕后，他虽受尽酷刑却未泄露丝毫革命秘密。同时，在狱中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实现。
王荷波还托一位可能出狱的难友，对党组织提出了唯一要求，那就是请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给子女留下“绝不能走与我相反的道路”的遗言。
1927年11月11日夜，王荷波壮烈牺牲于北京安定门外，时年45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刊发文章称，王荷波是“中国革命的工人领袖之模范”，他的牺牲“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一勇敢而努力的战士”。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周恩来与王荷波并肩战斗，亲切地称王荷波为大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有关方面找到了王荷波等人的遗体。
1949年12月11日，王荷波等烈士移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亲临主祭，并为王荷波扶灵覆土。李立三报告王荷波的事迹，称“他是一贯站在正确道路上的”。
2012年7月7日，王荷波纪念馆开馆。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先驱和首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永远为人们所怀念。
（作者刘社建 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机关纪委书记、研究员）
廉政故事每日播报八：
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人钱三强：
严谨治学，敢于质疑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20年11月25日
1969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裂变物理和化学国际会议上，已是满头华发的英国科学家费瑟在回顾原子裂变研究历史时，指着演讲屏幕上的一张照片说：“这个年轻人的结论，是对的。”
照片上的年轻人是钱三强，“结论”指的是他20多年前提出的原子核三分裂解释机制。
1946年夏，钱三强正在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在参加英国皇家学会举行的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庆祝会时，他注意到，报告中的一张照片清晰地记录了核乳胶研究原子核裂变实验的径迹。在展示二分裂变碎片径迹时，投影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三叉形状的径迹，报告人未作解释，与会专家们也没有提出异议。
当时国际上一般认为，原子核分裂只可能分为两个碎片，为什么照片上会出现三叉形状？钱三强默默将这个问题放进心里。
回到巴黎，钱三强立马请来助手开展裂变实验，妻子何泽慧也加入了团队。因为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观测，钱三强时不时会头痛，身体也因为姿势固定僵化，周身各部位酸胀，或像针刺一样难忍。一向不叫苦的他开玩笑说：“这确实是一种需要一点毅力的工作。”
1946年11月18日，钱三强领导研究小组整理出第一篇关于三分裂的实验报告。短短两页纸的报告，附注了5例三分裂径迹照片和详实的测量数据，均指向一个结论：原子核裂变可能一分为三。
这篇题为《俘获中子引起的铀的三分裂》的文章很快引起国际关注，紧接着，钱三强夫妇的研究成果再次震惊世界：他们给出了四分叉形状的径迹，提出四分裂存在的可能性。
这一系列工作，被他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居里实验室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虽然有权威科学家的肯定，但当时多个国家的核物理实验室并不买账。他们不相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研究组能够推翻前人的结论，在核物理领域做出如此重要的发现。
英国科学家费瑟就是其中之一。他看到关于四分裂的报道后，致电钱三强，表示想到巴黎实地看一看。钱三强原原本本向他和团队展示了详细的径迹测量、分析和回归计算方法。结果费瑟和他的团队回到英国后，自己做实验，只找到了足够多的三分裂径迹，没有四分裂。1947年，他发文否定了钱三强的结论。
一些不同的声音，并没有动摇钱三强对自己工作的判断。随着三分裂、四分裂被更多人发现，国际科技界认可了这对中国年轻人的贡献，钱三强和何泽慧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7年，钱三强在法国科学界已经站住了脚，同事们都以为他一定会继续留在法国。怀着建设祖国的愿望，1948年5月，钱三强夫妇抱着刚刚半岁的女儿告别老师，远涉重洋返回故土。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发展奠定了基础。1999年，钱三强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记者 喻思南）
廉政故事每日播报九：
艾青：永远和正直、勤劳的人在一起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20年8月20日
在20世纪中国新诗的地平线上，一个巨大的身影，穿过黎明的风，迎着太阳走过来了。他，就是当代中国有世界影响的大诗人——艾青。
在民族危亡的年代，艾青没有失去对光明的信念，而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礼赞光明、礼赞太阳、礼赞人民，表达了对和平与尊严的热切呼唤。在蒙受屈辱与苦难的日子里，他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而是坚信“即使是磷火，还是在燃烧”。在新时期到来之际，他又焕发出诗的青春，以诗人的良知，把亲身的经历，以及自己的反思，凝结为诗的意象，向自己的读者和时代诉说。
艾青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诗坛泰斗。在他长达五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有两个创作的高峰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时期。艾青最重要的代表作，都是诞生在这两个时期。在艾青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顾他不平凡的一生，重温他的诗歌创作，我感到他的精神品格特别值得珍惜。
1.以辛勤的诗歌创作，抒发内心燃烧着的博大的爱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1938年11月17日，艾青写下的这两行诗句，正是屈原以来历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长太息以掩涕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在艾青眼里，为众人仰望的英雄与普通老百姓是统一的。他希望自己永远和那些正直、勤劳的人在一起，了解他们灵魂的美。信任那些对世界怀有希望、对人怀有梦想的人。正是由于艾青心底充溢着对祖国、人民和大地真挚的爱，他才能不停地鼓荡起写诗的冲动，把自己的生命与民族的命运、把自己的情感与人民的情感融于一体，创作了一系列歌咏人民、礼赞大地的诗篇。
比如，写于1933年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地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大堰河以自己的奶水，也以自己全身心的爱哺育了艾青，艾青则以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对乳母的真挚的爱来赞美这位伟大的母亲。这首诗是艾青带有自传色彩的心灵告白，是对圣洁母爱的颂歌。诗中流溢着纯洁的、无私的爱，这种爱是献给大堰河的，同时也是献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的，这表明了诗人的阔达胸怀，也是这首诗的普遍价值之所在。
比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那从林间出现的，/赶着马车的/你中国的农夫/戴着皮帽/冒着大雪/你要到哪儿去呢？//告诉你/我也是农人的后裔——/由于你们的/刻满了痛苦的皱纹的脸/我能如此深深地/知道了/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的/岁月的艰辛。”
1937年的冬天，日寇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山河，正像风雪在肆虐着中国的大地。诗人悲愤的情感奔涌而出，把赶着马车的农夫、蓬头垢面的少妇、年老的母亲等真实的人物形象置于北方冰封的大地上，并与他们亲切地对话。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反复地出现，如同一段乐曲的主旋律，给人一种悲怆、回环的美感。
比如，《手推车》：“在冰雪凝冻的日子/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手推车/以单独的轮子/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穿过广阔与荒漠/从这一条路/到那一条路。”
1938年初，艾青有两个多月的北方之行，看到大好河山满目疮痍，人民蒙受深重苦难，他的心在流血。他选取北方常见的景象，运用象征手法写出了这首《手推车》。诗人把手推车置于寒冷而贫瘠的北方土地上，它的唯一的、单独的轮子穿过广阔的大地，留下了深深的辙印。诗中明写的是手推车，暗写的是推手推车的人。诗人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完成了对北方农民的礼赞。
2.以开放的姿态，打磨自由诗的光芒
艾青毕生渴望自由。他说，“诗与自由，是我们生命的两种最可宝贵的东西”（《诗与宣传》）。“诗的声音，就是自由的声音；诗的笑，就是自由的笑”（《诗论》）。艾青堪称是自由的使者，在《向太阳》中，诗人憧憬地写道，太阳让他想起博爱、平等和自由。他意识到诗人的职责：“普罗米修斯盗取了火，交给人间；诗人盗取了那些使宙斯震怒的语言”（《诗人论》）。可以看出，艾青是把民族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他所发出的对自由的呼唤，体现了他对新诗品质的最深切的理解，也使他诗歌中的自我形象闪耀着人格的光辉。
正是出于对心灵自由的渴望，艾青以自由诗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写作形式。在他看来，自由诗是新世界的产物，更能适应激烈动荡、瞬息万变的时代。艾青的诗歌不仅在内容上充盈着自由的精神，在形式上也不愿受既有格律和程式的拘囿。
他具有开放的眼光，对以惠特曼为代表的自由诗和以凡尔哈伦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借鉴，使他在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等方面表现了极大的独创性。在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中，他的诗歌作品呈现出一种崇高之美与苦难之美，代表了中国自由诗创作的最高成就。
3.在美学原则上，确认诗歌是真善美之间最好的联系
“诗”与“真”的关系，历来是诗人们高度重视的一个话题。如拜伦所说：“假如诗的本质是谎言，那么将它扔了吧，或者像柏拉图所想做的那样：将它逐出理想国”（《给约翰·墨里的公开信》）。梁宗岱认为：“真是诗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诗与真〉序》）。艾青对此亦有共识。特别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艾青痛彻感悟到“说真话”的必要。他复出后的第一本诗集《归来的歌》的自序就叫《诗人必须说真话》。本来，“诗人必须说真话”这一命题，是平凡的真理，对于诗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然而，面对当时到处泛滥的假、大、空诗风，强调诗人必须说真话，就成为诗坛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
艾青对诗坛中的那些“跟风”写作、失去自我的诗人予以尖锐的批评：“‘不倒翁’只能当玩具，却不宜作为做人的样板”（《艾青诗选自序》）。归来的艾青，敢于一吐胸中块垒，他最好的作品，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融入了他的深刻反思，说的都是真心话。
当然，艾青并不孤立地强调“真”，他主张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原则：“真、善、美，是统一在先进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诗论》）。艾青富有代表性的诗篇，都实现了对世界认识的“真”，社会功利的“善”与艺术的“美”的统一。
4.通过独特而坚实的意象，展现诗歌“思”的内涵
艾青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诗不单是感情的宣泄，也是思想的升华。诗人的激情与哲学家的智慧，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20世纪30年代，艾青就提出：“人存在，故人思想。”“对世界，我们不仅在看着，而且在思考着，而且在发言着”（《诗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艾青对人生、自然、社会的思考更为深刻、更为冷隽，也更为成熟了。反映在诗歌中，则是不断提升“思”的品格，不断趋向与哲学的融合。
当然，艾青作为诗人，完全知道诗与哲学有着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他总是力求把“思”的内涵通过独特而坚实的意象，自然而然地展示出来。翻开他的诗集《归来的歌》，《鱼化石》一下子映入读者的眼帘：“动作多么活泼，/精力多么旺盛，/在浪花里跳跃，/在大海里浮沉；//不幸遇到火山爆发，/也可能是地震，/你失去了自由，被埋进了灰尘；//过了多少亿年，地质勘探队员，/在岩层里发现你，依然栩栩如生……”目睹这块鱼化石，读者会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不仅仅把欣赏的重点放到那片化石的形态上。特别是重新被发现的鱼化石“依然栩栩如生”，彰显着强大的生命力。
艾青晚年写的《鱼化石》与他早年写的《煤的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处。鱼化石和煤都被深埋在地下亿万年，但前者成了化石，而后者则成了一点就着的煤。艾青新时期的标志性作品是《光的赞歌》。这首诗写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早年歌咏“太阳”的热烈与单纯，《光的赞歌》则丰富多了。诗人的笔下，光的来源也不再限于高空中的太阳，而且也来自人类自身。这表明，真理不是由别人恩赐的，而是要从人类的实践中去寻求。这里表现出来的对个体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应当说是艾青晚年在思想上的一种飞跃。
在艾青的诗学中，诗不是简单的情绪抒发，也不是简单的哲理书写，而是把生活的经验通过诗人的构思，凝结成象征性的含义。所以艾青最好的诗，都是用意象说话的。艾青对诗的智性强调，使我们的新诗能够进入新的水平、新的阶段，而非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抒情上。
艾青一生追求光明，把自己的生命与诗歌融合起来。他对土地的热爱，对人民的深情，对光明的向往，永远不会过时。（作者：吴思敬，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诗歌评论家）
廉政故事每日播报十：
陶西平：坚守教育初心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20年6月29日
2020年5月19日6时57分，著名教育家陶西平先生在北京去世。他的离去，是中国教育事业的巨大损失，教育界从此失去了一位既有丰富教育实践经验又有睿智理性思维，既有深厚学养又有高尚人格的教育家。
陶西平的一生，是不断追求教育理想、探寻教育真谛的一生，是为人民教育事业努力实践、改革创新的一生。自1955年从事教育工作到去世前夕，陶西平一直活跃在教育舞台上，他丰富的教育经验、宽阔的教育视野、敏锐的教育洞察力、高超的大局驾驭力和深刻的教育思想，通过其活跃的教育实践，对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富有远见卓识的教育领导者
陶西平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教育领导者。他祖籍湖南益阳，1947年随家从南京迁往北京，先后就读于志成中学（即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后又考入北京四中。中学时期，陶西平就担任过学生会主席，表现出优秀的组织和领导能力。1954年，他以华北五省一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他将自己优秀的成绩归功于在中学遇到了名师，认为老师对学生的人生影响巨大。
进大学不久，因为生病，陶西平不得不中止学业。1955年，病愈后的陶西平成为北京第九中学教师。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起点。他立志要当一名优秀的教师。但在接下来的政治风潮中，陶西平受到冲击，先被发配到农村种地，1960年开始又先后被调到岳各庄中心小学、小屯中学两所农村学校任教。因为学校缺老师，陶西平教过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也教过英语、俄语。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回城。
尽管经历了人生挫折，但陶西平始终没有丧失理想，他常引用一句自己最喜爱的诗歌：穿过漫长的岁月，我回来了，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他说：失败是财富，我之所以没有倒下，是因为在中学时代就树立了坚定的信念。
“同心同德、兢兢业业、求实创新。”直到今天，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北京市第十二中学（以下简称十二中）全体师生都要同呼这句校训。这个校训是陶西平20世纪80年代担任十二中校长时提出来的，一直沿用至今（在小屯中学任教的陶西平被当时的十二中校长李英威看中，调到十二中，并在1983年被任命为该校校长）。
在校长之任，陶西平真抓实干，提倡改革，敢为天下先，把十二中变成了“教育界的小岗村”。自此，倡导改革和创新成为陶西平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
陶西平在十二中努力恢复教育秩序，狠抓教育质量和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对中小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专门研究，借助系统论理论分析学校内部管理诸因素，提出以整体优化的思想对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全国率先建立校长负责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和教职工聘任制三位一体的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推行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分配体制相协调的学校管理改革。
陶西平在十二中推出一系列首创性举措：建立北京最早的金帆民乐团，在全国率先建立心理教研室，开设形体课、心理课和综合实验课……为解决办学经费困难，他走出去找市场，承接到香港一家企业西洋参的加工订单，将十二中的“全国第一所校办工厂”发展成“全国效益最好的校办工厂”。
十二中的改革成果受到广大师生、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在头版做了详尽报道，北京市委、市政府，中央和地方其他多家媒体也对十二中的改革给予很高评价。由于改革成果突出，1985年，陶西平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被北京市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今天，纵观陶西平的一生，开放开明、坚持改革、敢于创新，一直是他作为教育领导者的鲜明特点。他当年所倡导的整体优化、校长负责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制、教职工聘任制，为后来众多学校的改革实践提供了范例，其思想至今不过时；他倡导创建的金帆艺术团，后来在北京更多的中小学相继建立起来，至今活跃在校园，甚至走上了国际舞台。
1986年，陶西平被提拔为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他向市政府提出在全市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继续强调以整体优化的思想指导改革。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市分期分批，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先后出台推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以及校长负责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和教职工聘任制条例等。这些改革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很好的成效。随之，北京市委、市政府又决定在全市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
今天，纵观陶西平的一生，坚持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丰富理论，理实结合，是他作为教育领导者的又一鲜明特点。在陶西平的带领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市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多次召开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
陶西平不仅是一位实干家，还是一个善于理性思考、勤于总结反思的教育管理者，他将自己的思考与实践写下来，分别主编出版了《启动学校内部活力的理论与实践》（1990年）、《实用中小学校长工作方法大典》（1993年）等，并发表多篇文章谈管理改革、激发教育活力，如先后在《求是》《中小学管理》等刊物发表《启动教育内部活力》《认真试点 积极推进中小学管理体制改革》《关于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建立学校内部管理的新体制和新机制》等。
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是陶西平主政时期北京教育的又一创举，它对推动全国教育评价的改革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陶西平认为，评价是实现管理目标的重要手段。从1986年开始，陶西平主持推动北京市教科所率先将国外教育评价理论引入我国，借鉴国外理论，开展评价功能、评价体系、评价方法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在北京市先试点再全面推广。
1987年，北京市召开各区县主管教育区县长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教育科研人员参加的北京市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区域教育评价工作会议。1988年6月，北京市教育局公布试行《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试行意见》，各区县相继制定了区县评价方案和意见；市教育局相继制定了幼儿园、职业高中、师范学校、特教学校等评价方案。
根据这些评价方案，北京建立了各区县和学校自我评价、行政部门督导评价相结合的教育评价体系，在抓办学规范、促素质教育全面实施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在北京市改革实践的基础上，1990年，中国教育学会专门成立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陶西平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并连任15年。他所主编的《教育评价词典》、撰写的有关教育评价的系列文章，至今仍是教育评价工作者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文献。
陶西平领导创造的北京市教育改革经验，努力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为我国中小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实践经验，引起国务院领导和原国家教委领导的重视。北京经验在全国推广，对全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校长负责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制、教职工聘任制、评价改革等至今仍是我国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今天，纵观陶西平的一生，既善于把握整体，又善于抓主要矛盾、抓重点突破，是他作为一名教育领导者的第三个鲜明特点。抓学校管理改革、抓评价指挥棒，展现出陶西平对那一历史时期教育主要矛盾的把握能力，也展现出其敢为人先、敢啃硬骨头的勇气，以及能攻克重大难题的领导智慧和领导能力。
早在1987年，陶西平就支持创办了当时全国第一本专门为中小学管理干部服务的杂志，并担任首任主编和编委会主任，这就是《中小学管理》。他一直坚持为这本杂志撰写文章，发表自己对教育问题的看法和观点，直到去世前半年才因病不得不停笔，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07年到2019年的124篇文章。
陶西平既是坚持立足实践的教育领导者，也是坚持不断思考、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的教育领导者。陶行知先生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写道：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陶西平正是陶行知先生说的这样的一流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来自于人民、扎根于人民的，是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
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陶西平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20多年来，他的教育活动遍及全国，并活跃在国际舞台。
陶西平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推动，首先在于他领导创造的北京经验辐射传播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他在北京市创造了在全国具有开创性、示范性的改革经验，如学校管理体制改革、教育评价改革、学校特色建设、可持续发展教育等，都影响了全国教育的发展。
陶西平曾经担任国家总督学顾问、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改革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并在中国教育学会、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等组织担任领导职务，直接参与国家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多项重大决策。他政策水平高、了解实际多，表现出超强的教育思想影响力、教育价值引领力、教育实践领导力，既影响了国家层面的教育决策，也影响了大批教育管理者和普通教师。
陶西平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近些年我国基础教育、学前教育领域几乎所有重大文件的制定和重大工作的战略谋划、组织实施，对义务教育、教育现代化、教育公平的推动发挥了重要影响。
从2003年开始，陶西平作为专家组组长，主持区域教育现代化研究，对全国20个实验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持续跟进研究，并完成了评估，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和设计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陶西平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调研、起草，担任国家教育发展战略“教育公平与协调发展研究组”组长，主持完成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担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后，他任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组组长，多次带队深入中西部地区进行专题调研，向国家和当地政府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咨询意见。他带队完成的《成都市以城乡一体化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报告，得到国务院领导充分肯定并批示加以推广。
陶西平特别关注教育公平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陶西平反复提醒，最难的是落实到“每一个”，要把每个孩子的成长作为评价目标，使每一个孩子比过去变得更好。他对我国基础教育的重点、难点看得很清楚。2018年，他提出“改革最终发生在课堂上”，指出学校教育改革不能一味追求“蓝海”、追求办学特色，归根到底还是要重视主战场，还是要集中在“红海”——抓课堂教学改革，这才是学校的主要任务。
陶西平积极倡导推动学前教育立法。2001年，时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他力推《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出台，这是全国第一部学前教育地方法规。此后，他参与推动国家立法，并多次就学前教育发展提出意见。2017年暑期，陶西平对一些地方在幼儿园开展半日二部制的做法提出意见：如果再出现更多的半日制园，恐怕就很难让老百姓满意了。他提出，要解决老百姓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不能仅靠教育内部努力“克服困难”，以牺牲局部利益或降低质量来解决问题，而是要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关心学前教育的发展，比如在城市疏解过程中，政府应加强协调，利用中心城区腾退出来的教育用地（高校、职校等）和培训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办公场地，优先、适量建设一批学前教育机构。
陶西平思想解放，开放开明，是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引路人。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起草领导小组成员，在使用“促进”二字、确定合理回报等关键性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2008年，陶西平与柳斌等发起成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担任首任会长，团结、凝聚了民办教育界，也帮助一大批民办教育机构得到了更加健康快速的发展。
陶西平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开创者。1998年，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委托开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陶西平担任指导委员会主任。该项目通过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研究，在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近千所中小学开展实验，深度推进素质教育，并促进了将重视可持续发展教育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陶西平认为，要了解今天的教育，必须重视新技术的使用。他自己也与时俱进，电脑、手机、网络用得很熟练，节日时会亲手制作动态、精美的电子贺卡，通过微信发送给大家。他报告的PPT全是自己亲手制作，各种技巧都烂熟于胸。他建议，信息技术的应用，要把重心放在教师上，教师要学会使用技术，也要会用技术促进学生的学习。
江河之大，不避细流。陶西平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不仅在于建言献策、推动立法和政策制定，还在于为众多学校和区域教育提供实实在在的指导和帮助。他指导北京市西城区时，提出以“校校精彩，人人成功”为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成为西城区教育坚持的核心理念，该区如今已经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整体均衡程度最高的教育优质发展区域之一。
2007年，陶西平发表《大家不同 大家都好》一文，倡导中小学要办出特色，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北京和全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走向。2008年，北京市开始抓学校特色建设；后来，全国开始学习北京的相关经验。陶西平多次提出，基础教育应该坚持创新，一线校长和教师尤其要重视微创新。他总是为校长和教师的创新和进步鼓劲。
2019年2月，病中的陶西平还发表了《“四声”课堂文化》一文，充分肯定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课堂四声”，后又写了《“四声”课堂文化 打造优质品牌学校》一文，再次赞扬鼓励人大附小的教育改革。像人大附小一样，受到他鼓励的学校还有很多很多。
陶西平是促进我国教育国际交流的教育外交家。他对扩大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我国基础教育借鉴国际经验进行改革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去世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日本、希腊、俄罗斯、北非、越南、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教科文组织纷纷发来唁电表示哀悼。
陶西平对中国民间教科文运动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6年，北京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率先成立，并代表中国参加亚太地区联合会，是时，陶西平正担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经过逐步发展，1995年，中国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全国联合会，陶西平任主席。5年后，他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副主席；10年后，当选亚太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联合会主席。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先后发起、举办和参加了10届东亚地区和平文化节、5届蓬莱和平文化节、中日韩青年文化节，在推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特别是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绿色发展教育以及文化遗产教育，促进国际教育、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可喜的作用。
陶西平善于团结和利用不同力量和资源推动教育发展。他提出“多一个角度，多一块阵地，多一条渠道，多一份效益”。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组织开展了大量丰富多彩的活动，组织了大批国内校长师生“走出去”、国外校长师生“走进来”。陶西平常年活跃在国际教育舞台上，是向国外讲述中国教育故事、介绍中国教育经验的“使者”，也是在国外发现值得借鉴之处并将其介绍到国内的传播者。他总能敏锐捕捉到世界各地最新的教育改革信息，并选取到可用的“他山之石”。
一次在瑞士考察时，陶西平询问学校信息技术的投入怎么分配，得到的回答是：1/4用于硬件建设，1/4用于软件和资源开发，1/2用于教师培训。“如果不把1/2的钱来培训教师，前面的钱白花”，陶西平认为，这就是对我们的启示。
陶西平认为，教育家的成长与培养要有全球化的视野。教育现代化不是西化，要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多元智能理论、可持续发展教育、OECD的改革、联合国教科文的报告、世界银行的分析，这些原本看起来遥远而深奥的东西，今天已经进入很多中国基层学校，甚至是广大教师的话语体系，这些与陶西平的带动和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介绍分不开。
永不放弃教育理想的追梦人
陶西平说：我就是一名教育工作者，顶多算是一名比较认真的教育工作者。
2016年，陶西平在给北京中关村三小的信中说：我们需要更多教育领域的先行者，为了圆一个中国梦而奋勇前行。
2019年10月，陶西平带病出席校长座谈会，嘱咐校长和教师“不忘教育发展来时路”。
陶西平就是一个不忘教育发展来时路、永不放弃教育理想的追梦人。从直接投身教育改革实践，到退居二线后致力推动教育改革实践，陶西平的一生，是心怀教育理想，永不放弃追寻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只要还能走、能写，他都坚持在国内外四处奔忙，写作不辍。
陶西平的梦想是实现教育的整体优化，是实现教育公平有质量、让每一个孩子都进步。他用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来推动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创新特色和国际视野，真称得上“世界眼光，博学睿智”。他站得高，看得远，善于从各种教育生活中发现教育现象，并从中概括出教育智慧，思路清晰，分析精准，提出的对策建议既务实可行，又有创新突破。
陶西平用自己的胸襟胸怀和高超的领导能力推动着理想变成现实。对不同声音，陶西平坚持“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鼓励大家不要陷于争论，要一起谋发展。
陶西平是教育大家，是温厚长者，也是一个热爱生活、乐观积极的人。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被他关心身边每一个人的长者风范所温暖，被他对生活的热爱所影响。他不仅是教育家，还是真正的大才子。他热爱生活，喜欢音乐、艺术、摄影、美食，爱北京的炸酱面，也爱西餐。
在母校北京四中向学生演讲时，陶西平勉励他们：一个人不一定要跑得最快，但要做跌倒了爬起来最快的人。
陶西平一生充满了教育情怀，把自己完全沉浸在教育生活之中。他说，只有知晓青少年喜欢什么，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工作。他听孩子们喜欢的歌曲，也会唱很多流行歌曲，还能用俄语、意大利语、英语、日语演唱。在给幼儿园园长作报告时，他会在结束后播放歌曲《最好的未来》，因为他希望中国的学前教育能给孩子们“最好的未来”。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已无法睁开双眼的陶西平躺在病床上，摸索着在白板上给《中小学管理》杂志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的教育追求就是实现教育过程的整体优化。谢谢大家，我还是那颗心。
“我还是那颗心”，陶西平那颗怀着教育理想的初心始终没有变，他追求教育理想的一生值得后人永远缅怀。（作者：顾明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刘华蓉，中国教育报刊社编审）
